鲜为人知的是，长征和四渡赤水期间，一支红军游击纵队在敌军重重包围下独立作战。他们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补给中断，却顽强坚持了十多年，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壮丽的战斗篇章。
1935年1月，长征面临紧要关头。蒋介石加速“追剿”行动，派出薛岳率领的嫡系部队，联合川、黔、湘、桂、滇五省数十万地方军，形成包围圈，直逼中央红军，形势异常紧张。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重获指挥权，这一变化让红军上下士气大振。尽管形势严峻，红军的处境已岌岌可危，毛主席的回归被视为扭转局势的关键所在。
红军战士们个个意志坚定，经验丰富，但面对数量远超自己的敌人，行动多次受挫。土城战役中被迫后撤，攻打叙永也未能成功。随着敌军在长江沿线增兵，红军北上通道被完全封锁。
在中央红军面临严重困境之际，毛主席审时度势，判断无法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随即决定带领部队向东转移，再次跨越赤水河，夺回遵义。
毛主席的战术策略旨在通过隐蔽红军行踪，让敌军无法确定主力位置，从而创造战机击溃敌人，打破其包围计划。在敌前后夹击的困境中，毛主席出其不意地指挥部队回师遵义，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方预料，为红军后续作战争取了关键的战略优势。
用这种办法骗敌人一次还行，可光靠红军主力一支队伍，想让敌人一直搞不清我们的行动方向，这根本不现实。敌人多我们少，要是在他们的包围圈里转来转去，稍有不慎就会被困住，到时候想冲出去就比登天还难了。
红军当时要迷惑敌人，最有效的策略是派出几支伪装部队。这些部队打着主力旗号，四处出击，制造出红军主力在川南广泛活动的假象。这样敌军就无法确定红军主力的真实位置，红军则趁机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
红军的这一策略确实切合实际，堪称明智之举。不过，实际操作中问题不少。以湘江战役为例，红军遭受重创，主力部队仅剩两三万人，此时分散兵力风险极高。
分散兵力虽令人纠结，但面对敌军的包围，这已是无法避免的决策。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要想突围，分兵是唯一出路。既然已做出决定，就必须有人肩负起掩护大部队、迷惑敌人的责任。然而，谁愿意离开红军主力，组建一支可能无法生还的游击队，成了新的挑战。
当时红军各部队兵力紧张，每个军团都面临人员装备短缺的问题。任何调动都可能影响战斗力，增加作战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毛主席召集会议讨论，并主动提出从自己所在部队抽调人员，以实际行动作出示范。
毛主席挑中的游击队核心力量是军委纵队的中央保卫局第五连。这支部队经验丰富，全盛时期有300多名士兵，被称为“大连”。然而，经过多次战斗，第五连损失惨重，现在只剩100人左右，离组建一支能假扮主力迷惑敌人的游击队还差得远。
最初，中央打算从各部队抽调人员填补游击队空缺。彭德怀，当时红三军团的负责人，知道后立刻向毛主席提议，红三军团愿意承担所有空缺。
红三军团的人员损失也不小，彭德怀虽然心疼，还是硬着头皮从队伍里拨了三百人给游击队，帮中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他还把手下的一员大将徐策推荐过去，徐策当时是红三军团六师的政委。
在那个特殊时期，彭德怀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对集体利益的重视。由于他的积极推动，中央红军成功建立了一支超过400人的川南游击队伍。
这支队伍规模不大，但配置齐全，成员个个经验丰富。它包含了干部连、基干连、运输排、医疗班、警卫通讯排以及几名维修工。徐策，原红三军团6师政委，负责指挥这支游击队。
川南游击纵队肩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在红军主力面临巨大威胁的情况下，这支由400多人组成的队伍深入敌后，假扮主力吸引火力。他们能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中坚持多久，没有人能确切回答。
川南游击纵队的战士们心里清楚，这次行动可能是最后一次。即便如此，在动员大会上，每个人都毫无惧色，士气高昂。
川南游击纵队离开中央红军后，抵达叙永树坪时，碰到了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这支队伍有200多人，在叙永县周边活动已久，对当地环境非常了解。
王逸涛是叙永县人，出生在县里的一个乡镇。他年轻时受过教育，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参与过南昌起义，还去过井冈山，经验丰富。
王逸涛在红军期间表现欠佳，整顿中被淘汰。随后他回到叙永县教书，结识了当地地下党员安硕甫，两人迅速结婚。
安硕甫作为地下党员，王逸涛常随妻子参与秘密工作。借助这层联系，叙永成立首支共产党游击队时，王逸涛被推举为负责人。后来，这支队伍并入川南游击纵队，川南特委在五龙山召开会议，讨论合并后的纵队职务安排。
王逸涛因经验丰富且军事能力突出，被紧急任命为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徐策则被安排为政委。这一决定是在队伍面临严峻局势时迅速做出的。
川南游击纵队的主要职责是迷惑对手，为红军主力创造突围条件。要达成这一目的，他们需要在交战时顽强抵抗，在避战时灵活应对。
川南游击纵队面临一个难题：他们实力较弱，却不得不主动出击。他们得想办法既能打赢敌人，又能在牵制对手后安全撤离。
川南游击纵队一开始选择了避强攻弱的战术。当中央红军向东推进时，他们却向西展开猛烈攻势，打着红军主力的旗号，专挑战斗力差的地方守军和反动民团下手。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让他们屡战屡胜，效果显著。
川南游击纵队频繁行动，打乱了敌军对红军主力的定位。薛岳保持冷静，而刘湘则显得焦虑。这些地方军阀通常视自己的地盘为个人财产，刘湘也不例外。
国民党军队的首要任务是打击红军主力，而川军的策略则是以防守为主，只要红军不威胁四川，他们希望红军尽快撤离。然而，川南游击纵队的活动导致多座县城失守，川军对此无法置之不理。
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刘湘迅速调兵阻击红军。这支只有六百多人的游击队，成功引来敌军几个团的围剿，局势日益紧张。
薛岳起初怀疑游击纵队只是迷惑敌人的手段，但川军的激烈反应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甚至以为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的主力。考虑到红军确实计划北渡长江，薛岳担心如果自己掉以轻心，导致红军成功突围，恐怕无法向蒋介石交代。
游击纵队成功牵制了川军和薛岳的部队，为红军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借此机会，红军主力重创了国民党的两个师和八个团，俘虏了超过三千名敌军，极大地提升了红军的士气。尽管蒋介石调集了大量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但在红军的巧妙应对下，反而被红军占据了上风。这让蒋介石怒不可遏，但最终也无能为力。
面对强敌，并非每支队伍都能全身而退。一支百人游击队因寡不敌众，最终在激战后溃散。与此同时，另外两支队伍成功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合，组建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这些事件的发展，都是后来的故事了。
在几支迷惑敌人的部队配合下，中央红军通过四次渡过赤水河，取得了重大胜利，彻底扭转了战局。红军从最初的被动撤退转为主动进攻，离开川南后，行动更加自由，不再受敌军牵制。然而，随着红军主力的撤离，川南游击纵队的处境却变得更加艰难。
当时，红军大部队在川南活动，与游击纵队协同作战，成功迷惑了敌军，使其无法确定主力方位，不敢集中力量对付游击队。同时，由于薛岳和川军之间存在分歧，双方无法有效合作，这为游击队在敌军的包围中提供了生存机会。
红军主力撤离后，薛岳部队紧随其后，暴露了行踪，而川南的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川军趁机集中力量对付游击队，导致被围困的游击队在缺乏支援和物资的情况下，难以抵抗，最终陷入困境。
游击队的士兵们在绝境中毫不退缩，誓死与敌军对抗。激烈的战斗中，大量士兵阵亡，包括组织部长戴元怀和第四大队队长梁亚伯在内的多位指挥官也相继战死，这充分反映了游击纵队当时的严峻处境。
在紧要关头，徐策始终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率领游击队伍巧妙应对敌军。正当全体队员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之际，司令员王逸涛却选择了背叛。
王逸涛之前在井冈山因行为不端被处理，本身就有不良记录，只是当时形势紧迫，没来得及深入调查。他妻子安硕甫虽然是地下党成员，但她的立场也并不坚定。
王逸涛加入游击队后，曾安排人手去接安硕甫同行，但她却因留恋县城安逸的日子，以怀孕为借口婉拒。安硕甫的父亲安向清是叙永县的地方名流，家境优渥，与国民党官员关系密切，实属同类。
川南游击纵队遭遇川军大规模“围剿”时，叙永县展开了内部调查，导致安硕甫身份泄露被捕。安向清急于救女儿，动用了所有关系，但这次连叙永县长和泸州专员也因顾忌蒋介石而不敢插手。
安向清确实有两下子，他砸了不少钱，到处疏通关系，这招在国民党内部很管用，居然让他和刘湘搭上了线。当时川军负责追捕游击队，也是他们抓了安硕甫。只要刘湘一句话，放人根本不是问题。
刘湘可不是好糊弄的主，安向清那点小恩小惠他压根看不上。一听说安硕甫是王逸涛的老婆，他立马有了新算盘。他跟安向清摊牌：只要安硕甫能说服王逸涛投降，人马上就能放。
刘湘开出的条件，安向清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不过这事成不成，关键还得看安硕甫的意思。安向清起初还有点顾虑，谁知安硕甫在牢里吃了不少苦头，一听到消息，立马就点头同意了。
安硕甫贪生怕死，毫无信念，为了活命，她亲手给王逸涛写了封信。王逸涛看信后，明白了妻子的困境，也意识到叛变不仅能救她，还能让自己飞黄腾达。
王逸涛在压力下也开始犹豫，敌人的持续施压让他心生退意。他不仅考虑能否救出妻子，更被脱离险境和升官的诱惑所吸引。最终，他选择背叛并伺机逃离了团队。
王逸涛投敌后，立即加入川军，积极参与清剿游击队。凭借对游击队的熟悉，他给纵队带来巨大威胁，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王逸涛急于立功，在取得初步成功后并未停止行动。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他提议联合三省国民党军队全面围剿游击纵队。他的计划获得批准后，游击纵队被敌军重重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徐策不幸中弹倒下。
看到情况紧急，警卫员赶紧上前想搀扶徐策撤离。徐策身经百战，深知自己伤势严重，已无生还希望。他果断要求警卫员独自突围。尽管警卫员不愿抛下他，但在徐策一再命令下，只得含泪离去。
徐策负伤后，立即被敌军发现并惨遭杀害。他牺牲后，余泽鸿主动承担起游击纵队的指挥重任，带领队伍继续作战。余泽鸿经验丰富，曾在重要岗位任职，深谙军事指挥。在他的领导下，游击纵队成功突围，并在脱险后迅速壮大。
余泽鸿带领部队重整旗鼓，接连攻下多个县城，解救了大量被关押的无辜群众。在贵州赤水县附近设下埋伏，重创了川军一个团的兵力。川军对余泽鸿极为痛恨，招抚失败后，恼羞成怒，竟然对他的家人下手，杀害了三名亲人，并关押了十多名家属。
在敌军的重重压力下，余泽鸿依然坚定不移，与对手展开激烈对抗。然而，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游击纵队最终陷入包围圈，余泽鸿在1936年12月不幸阵亡。这次战斗使游击纵队遭受重创，部队濒临瓦解，仅剩不足20人坚守阵地，无人选择撤退。
刘复初接任纵队参谋长后，带领部队转入隐蔽状态，休整期间成功迷惑了敌人，使其误判游击队已被剿灭。随后，他率部重返川南，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护，吸引了众多热血青年参军，部队规模迅速恢复至200多人。
刘复初带领队伍在各地作战，人数迅速增加，意外地超过了一千人，活动范围也扩展到贵州和云南，计划创建根据地。这时，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的消息传来，刘复初牢记游击纵队的任务，为了掩护红二、六军团，他决定再次担任迷惑敌人的角色。
川军突然意识到，原本以为被清除的游击队不仅还在，规模还变大了。红二、六军团撤出四川后，川军重新集结兵力围剿游击队。这次行动几乎彻底摧毁了游击队，刘复初被抓，剩下的成员转入地下，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仍在坚持战斗。
刘复初被捕后，面对敌人的酷刑，他毫不动摇。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改用软的手段，试图拉拢他，但依然无果。最后，他们甚至找了一个假扮刘复初同乡的人来劝降，结果还是被他坚决回绝。
红军主力那时的情况并不比游击队轻松，他们一直在各地奔波。进入陕北后，与游击队完全失去了联系。游击队后来的去向、发展情况，甚至是否被敌人击溃，都无从知晓，更不用说下达转移指令了。
游击纵队的每位战士都是革命成功的英雄，他们虽身处敌人后方，却始终坚守信念，最终迎来了胜利。与此同时，叛徒王逸涛、安硕甫等15人，在解放后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但最终被捕。1951年2月22日，他们被公开审判并判处死刑，同日执行枪决，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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